迈克尔·克雷默的经济学方法

Timothy Ogden

迈克尔·克雷默最近被任命为世界银行新任首席经济学家。值此之际,我们将重播他与蒂莫西·奥格登的对话。在对话中,克雷默探讨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而蒂莫西则回顾了自上次对话以来十年间发展领域发生的变化。

蒂姆:这里转载的访谈内容是2014年底开始、持续到2015年的一系列对话的节选。所有这些对话都发生在克雷默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是的,我知道),也发生在美国国际开发署、英国国际发展部以及大部分官方发展援助机构被大幅削减之前,当然,也发生在克雷默被考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更不用说被任命了。十多年后重读这篇访谈,最令人震惊的或许是迈克尔当时对构建政策中证据应用基础设施的重视程度,而如今这些基础设施大多已被摧毁或面临高度不确定的未来。

现在,我无法不运用克雷默的O型环理论来审视这次访谈以及国际发展援助和基础设施的现状。你可以把迈克尔对随机对照试验(RCT)的辩护解读为:必须仔细调查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漏洞和瓶颈,并评估缓解这一或那项制约因素是否会带来最终结果。但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在发展领域构建和应用证据的生产链是多么脆弱!

十年前,我或许会觉得如今这种讽刺意味很有趣,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习以为常:当时的采访(以及整本书)背景是一群“新兴”的经济学家、非政府组织和资助者,他们挑战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机构)以宏观经济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转而关注可衡量、可实施的干预措施,例如驱虫、适龄教育、发放蚊帐或向最贫困人口提供现金补贴。他们的努力奏效了!AMC、GiveDirectly、GiveWell、Deworm the World 等组织都与这些“新兴”组织的工作息息相关。如今,随着产业和能源政策周期性地重回全球发展议程的首位,当年这些“新兴”组织的成员之一却担任了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

尽管如此,重读之后我还是感到有些乐观。迈克尔在访谈中提到的发展政策的关键问题——证据的重要性、激励机制的合理性、创新、制度建设、以及在认识到规模化本身也存在独特挑战的同时创造规模化发展的空间——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在旧挑战依然顽固存在(尽管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情况下,应对不确定的新挑战;我们需要将理论与证据相结合;我们需要在考虑长期影响以及二阶和三阶效应的同时,对资源分配进行审慎判断;我们需要对哪些方面可以改变保持务实的态度,同时对哪些方面需要改变保持远大的目标——所有这些都迫切需要。迈克尔·克雷默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并为此付诸行动。

以下内容最初发表于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实验对话》一书中1


蒂姆:你在肯尼亚开始进行随机评估时,脑子里在想什么?你为什么会想到随机化,当时你认为它会产生什么影响?

迈克尔: 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如何获得可靠的计量经济学识别结果。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将特定政策或因素的因果影响与潜在的混淆因素区分开来。例如,研究人员当时正在使用工具变量法。

我回肯尼亚的乡村社区度假,那里是我大学毕业后生活和教高中的地方。我和一位肯尼亚朋友保罗·利佩亚(Paul Lipeyah)聊天。他找到了一份非政府组织的工作,告诉我他需要为一项新的儿童助养项目挑选七所学校。我突然想到,或许可以挑选十四所学校,然后随机分配,以此来评估该项目的因果影响。我的朋友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老板(国际儿童援助非洲组织的奇普2伯里),他们决定实施这个方案。

基于这项初步工作,我逐渐意识到随机化可以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实用工具,研究人员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能够检验各种不同的方法。随机化不仅适用于政府项目耗资数百万美元、研究问题由政府决定的大规模评估,还可以通过学术界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它不仅可以阐明儿童资助项目,还可以阐明更广泛的问题。例如,在教育领域,它可以揭示人力资本积累的驱动因素。例如,发展中国家学习成果不佳有多少是由于学校资源匮乏造成的?如果我们利用非政府组织对某些学校投入大量资金而对其他学校投入不足这一事实,来探究学习水平低下是由于投入不足、教师培训不足、儿童健康状况不佳还是其他诸多可能的原因,结果会如何?很快,我就意识到,发展经济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解答。

参与实地项目并运用随机评估来限制研究者的自主性,迫使他们直面人类行为的现实,即便这些现实与我们的模型不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有助于我们构建更完善的模型。我和泰德·米格尔(Ted Miguel)曾对国际合作组织(ICS)的驱虫项目进行评估,发现驱虫带来了显著的益处,最终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力。<sup> 3但尽管有这些益处,当该非政府组织提出哪怕是少量的费用分摊要求时,驱虫药的需求量却急剧下降。一系列随机对照试验(RCT)随后证实,非急性医疗技术的需求对价格高度敏感。 4这些证据的积累帮助我们完善了健康需求理论,表明人力资本理论中关于健康投资的理论需要进行调整。发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领域的随机对照试验之间一直存在着富有成效的互动。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也对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银行曾是医疗服务收费制度的重要倡导者,但最新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关于行为经济学的内容却标志着其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报告指出,收费对医疗服务的抑制作用可能比理性模型预测的更大5

蒂姆:我对你开始进行田间实验时周围流传的观点很感兴趣。这些观点是否受到了对独立样本理论的批评,以及寻求更好的识别方法?你是否考虑过卡尼曼等人的实验室实验?或者美国的大规模实验?

迈克尔: 1994年我开始在肯尼亚开展工作时,我深受劳动经济学和公共财政领域提高识别度运动的影响,但并非受实验室实验的影响。我认为这些传统是独立的,尽管现在实验室实验和田野实验的传统有所融合。例如,纳瓦·阿什拉夫的研究就以有趣的方式结合了两者的要素。

我并非在回应那些对工具变量法的批评。事实上,我认为研究工具变量法的人和我们这些研究随机对照试验的人,都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即担心当时经济学领域的许多实证研究可能受到混杂因素的影响,并且需要许多相当强的假设。话虽如此,工具变量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随机对照试验也一样。我认为没有人会认为随机对照试验是万能的,但它们确实是探究因果影响的有效工具。因此,我认为我试图探究因果影响的方式,是经济学界为提高因果识别能力而采取的更广泛方法的一部分。

我的主要动机是务实的——为了获得更可信的现实问题答案。我一直以来都对哪些政策能够解决贫困问题这一根本问题很感兴趣,并且我意识到随机对照试验(RCT)是一种可以用来解答这个问题的工具。因此,我致力于使随机对照试验成为一种更灵活、更有效的工具。

蒂姆:在你参与的众多项目中——例如帮助发起随机对照试验运动、提前市场承诺、世界除虫计划、发展创新风险投资公司、全球创新基金——你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你认为20年后回首往事,哪些项目的影响最大?

迈克尔:我认为所有这些举措都密切相关。“预先市场承诺”旨在寻找促进创新发展的新途径。其他举措也都与创新发展有关。证明随机对照试验(RCT)的可行性、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培训他人掌握这项技术、为他人筹集资金,以及帮助各国政府和其他机构利用试验结果制定政策,这些都是一揽子计划的组成部分。当然,DIV 和 GIF 不仅支持随机对照试验,也支持更广泛的发展创新。

人们常常低估了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随机评估所需的大量实际研发工作,这些评估旨在解答一些既有实践意义又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在6进行的实地实验预算高达4000万美元甚至更多。正如PROGRESA 7所展示的那样,此类评估显然非常重要。顺便8提,据我所知,PROGRESA项目虽然与我开展最初的随机评估工作大致同时进行,但它也是一个独立于我的项目。我认为他们并不了解我的工作,我也并不了解他们的工作。最初与ICS在肯尼亚开展的随机评估预算非常有限,我们不得不从零开始摸索。在发展中国家以有限的预算开展工作,促使我们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样本、如何衡量结果以及如何进行随机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当时是与非政府组织合作,而不是像美国那样与政府进行大规模评估。无论是在我最初起步的肯尼亚,还是几年后在印度与阿比吉特在一起时,情况都是如此。

与大型政府评估机构相比,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使我们能够解答更广泛的问题,因为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更灵活,也更习惯于尝试不同的方法。他们习惯于无法服务所有人,因此更愿意尝试随机调整项目实施顺序。我帮助在肯尼亚与ICS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我和Abhijit与Seva Mandir 9合作也发展成了长期合作关系。在这些合作关系中,我们得以检验各种不同的想法,涵盖教育、健康、妇女赋权和农业等领域。研究生可以加入这些合作关系,探索新的想法,这些研究生后来成为初级教员,再到高级教员,从而改变了这一领域。

我也很高兴能够与政策制定者合作,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来指导政策制定。有时,这涉及推广特定的创新措施,例如驱虫药或氯气消毒器;有时,则涉及总结更普遍的经验教训,例如价格对预防性保健产品使用情况的影响,或者根据儿童当前的学习水平调整教学内容的重要性。

扩大规模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驱虫项目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向政策制定者展示了研究成果,我认为他们对此感到非常振奋。但是,教育部常务秘书要处理的事情很多,因此需要持续的参与和支持。以驱虫为例,我们联合创立了非政府组织“世界驱虫”(Deworm the World),旨在为各国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以推行大规模的学校驱虫项目。启动这个非政府组织并在肯尼亚和比哈尔邦开展一些大规模项目需要付出大量努力。但现在,接管“世界驱虫”工作的“证据行动”(Evidence Action)正在成功地支持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国家项目。仅在2015年上半年,他们就已惠及1.4亿儿童。

从我参与扩大驱虫规模的经验来看,很明显,需要更多机构支持才能将随机对照试验(RCT)的经验推广应用。当拉杰·沙阿(Raj Shah)就任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并邀请我参与时,我告诉他我希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他对此很感兴趣,并建议我与拥有创业背景的莫拉·奥尼尔(Maura O'Neill)合作。我们共同在美国国际开发署内部创立了发展创新风险投资公司(Development Innovation Ventures,简称DIV),旨在资助发展领域新理念的早期试点项目,对这些理念进行严格测试,并推广那些被证明最成功的项目。DIV已在全球范围内资助了许多随机对照试验,并帮助相关组织扩大了有效项目的规模。这与大多数发展援助模式截然不同。援助机构并非自上而下地决定投资方向,然后发布项目提案征集书来实施愿景,而是公开征集创新理念,提供资源支持严格的测试,并根据结果提供进一步的支持。DIV的模式影响了秘鲁和泰米尔纳德邦相关基金的设立。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因此在过去几年里,我参与筹建了一个新的国际合作项目——全球创新基金,该基金得到了美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和奥米迪亚网络的支持。我们今年刚刚启动了这个项目,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发展经济学中现代随机对照试验(RCT)运动通常被归类为评估范畴,但实际上,该运动的核心在于创新,而不仅仅是评估。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通过艰苦的实地工作了解具体情况,尝试不同的方法,收集高质量的数据并进行有效的因果关系识别,发现结果与预设的理论不符,努力构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新的想法和方法,然后对这些新方法进行测试。DIV 和 GIF 的理念正是围绕创新展开的,因此,如果您在准备好进行严格的影响评估之前需要支持来试点您的想法,DIV 和 GIF 都将为此提供资金。之后,他们将资助您进行严格的影响评估,如果评估成功,他们还会进入下一阶段,即帮助创新成果实现规模化应用。

因此,我认为应该启动现代随机评估运动,证明其可行性,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努力推广成功的开发方法,例如驱虫,总结经验教训,例如预防性医疗保健对收费的敏感性,然后努力建立机构,将这些事情作为一个整体来持续开展,我希望这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蒂姆: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变革理论,即问题在于缺乏产生和利用证据的机构。

迈克尔:我觉得你说得对。我所做的很多工作都可以看作是构建一个制度框架,让发展领域的理念能够得到严格的检验和推广。甚至我早期在肯尼亚的工作也是在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让人们能够开展高质量的实地实验——从训练有素的调查员到人们可以用来管理资助项目的系统。许多其他人也为建立这些基础设施做出了贡献,过去20年里,世界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J-PAL、IPA、3ie、世界银行的SIEF项目、DIME等等,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蒂姆:关于“制度很重要”的批评有点讽刺意味,因为 RCT 关注的是太小的事情,但这场运动却创造了制度。

迈克尔:随机对照试验不能回答所有问题,但它们可以为许多问题提供启示。

驱虫看似一件小事,但对驱虫的评估却揭示了健康与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对非急性疾病小额自付费用的敏感度、行为对健康信息的反应以及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此外,它还有助于阐明衡量外部性的方法论问题。

目前有很多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优秀随机对照试验(RCT)。本·奥尔肯(Ben Olken)运用随机对照试验在腐败问题上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sup> 10 </sup>,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如何提高官僚机构响应能力的研究11 。

我最初对一套教材项目进行评估,后来开展的一些教育研究最终转向了教育机构本身。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随机对照试验的一大优势在于,它迫使研究人员深入了解实际情况。学者们不再只是纸上谈兵,空谈发展中的挑战;他们真正投入到实践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常常会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是错误的,并提出新的理论。而当你用随机对照试验来检验这些理论时,结果往往会出乎意料。你没有空间去调整结果以迎合你预先设定的观念,事实就是如此。随机对照试验迫使你直面现实。

我曾在肯尼亚的一所学校教书,看到学校资源匮乏,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增加资源,包括教科书。但我们发现,教科书只能提高那些原本成绩就不错的学生的考试分数。这让我开始思考课程设置是否与学生的实际情况相匹配。

教科书的编写水平远远超出了许多学生的理解能力。教育领域随机对照试验(RCT)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课程设置、教学方向和学生实际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匹配。造成这种不匹配的原因既有制度层面的,也有政治经济层面的。我认为,正是由于随机评估,我们对教育领域一个关键的制度性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初并没有分析造成这种不匹配的制度性原因,而是数据最终引导我们得出了结论。

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些非常有效的干预措施,例如补习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何落实这些干预措施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难题。这些政策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可能还需要课程改革,而这更难。不过,如果我们真的进行了课程改革,完全可以通过随机评估来了解其影响。

例如,对 RCT 的一些其他批评,比如关于一个情境下的结果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情境下,是关于实证工作的一般性观点,而不是关于随机评估的观点。

蒂姆:我想回到我们一开始讨论的疫苗接种中心(AMC)的问题。有人认为,疫苗接种中心可以增加疫苗数量,并且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合作,可以让更多儿童接种疫苗——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避免大量儿童死亡或遭受永久性的身体或认知残疾。您如何比较建立相关机构以收集证据的潜在影响,与“我们拯救了一大批孩子”这一目标的影响?

迈克尔:鼓励发达国家开展健康产品研发的机制包括公共生物医学研究经费和知识产权保护,以鼓励私营部门的研发。AMC 的理念是扩展我们现有的研发激励工具。知识产权制度能够激励研发,但也存在一些静态扭曲,而这些扭曲的代价可能相当高昂。此外,还可能存在一些动态扭曲。我曾撰写过一篇关于专利收购的文章——企业可以自愿将其专利出售给政府,从而使其进入公共领域。 12这既保留了知识产权所创造的动态研发激励,又避免了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一些静态扭曲,以及一些动态扭曲,例如为了规避专利而开发“me-too”药物的动机,以及开发后续药物的抑制因素。

疫苗的授权市场协议(AMC)与购买专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制度和政治层面上似乎更容易操作。 13将学术构想转化为可应用于政策的方案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14肺炎球菌疫苗的研发过程非常成功,最终疫苗得以研制成功。

我认为先进医疗中心(AMC)最大的潜在益处在于鼓励对一些较为遥远的疾病进行研发。以肺炎球菌为例,发达国家已经研制出了针对常见菌株的疫苗,但对于许多较贫穷国家而言,却没有一种疫苗能够覆盖所有相关的菌株。这的确是一项技术挑战,我并不想轻描淡写,但它的技术难度远低于研发一种全新的疫苗。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关注这方面了,虽然我目前正在撰写一篇关于疫苗和药物的学术论文。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制度创新仍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出新的机制来鼓励研发,并使产品更容易获得。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能重新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中。

蒂姆:你是否思考过你在培训众多参与随机评估的人员(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冒着让你说些不太谦虚的话的风险,如果没有迈克尔·克雷默,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迈克尔:这些年来,能与一些杰出的研究生和合作者共事真是太棒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布西亚的ICS设立运营中心的一大好处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些才华横溢的人们在顶尖学府接受培训,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肯尼亚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迸发出许多绝妙的想法。

我认为这对学生们来说非常有价值,而且对世界也很有价值,因为很多学生后来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蒂姆:田野实验运动的影响之一在于,它改变了以往严肃经济学家普遍不去田野调查的情况,使他们开始去田野调查。你对此有共鸣吗?

迈克尔:世界需要各种各样的研究。

我们需要实地研究员、理论家和宏观经济学家。经济史领域正在开展许多出色的研究。我认为花时间在实地,参与随机对照试验和其他实地调研工作的想法非常好,这本身就是一套非常重要的技术和工具。我也对其他方法持开放态度。总的来说,我认为发展经济学家在发展中国家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是有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项目都应该以实地调研为基础。

蒂莫西·奥格登是金融准入倡议(Financial Access Initiative)的执行董事,该倡议是一项研究计划,旨在探索如何通过金融服务更好地满足贫困家庭的需求并改善他们的生活。他著有《实验对话》(Experimental Conversations)一书,该书收录了他对开展扶贫干预实地实验的经济学家的访谈。他同时也是GiveWell的董事会成员,以及阿斯彭研究所经济机会项目的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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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具体来说:Ogden, Timothy N.,《实验对话:发展经济学中随机试验的视角》,© 2017 麻省理工学院,经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许可。 ↩︎
  2. 这篇论文以 Glewwe, Paul, Michael Kremer 和 Sylvie Moulin 的论文“Many Children Left Behind? Textbooks and Test Scores in Kenya.”发表于《美国经济杂志:应用经济学》1 (1) (2009): 112–35。doi:10.1257/app.1.1.112。尽管这项研究对启动随机对照试验(RCT)运动具有开创性意义,但直到 2009 年才正式发表,远晚于许多其他具有影响力的 RCT 论文的发表。 ↩︎
  3. Miguel, Edward 和 Michael Kremer。“Worms:在存在治疗外部性的情况下识别对教育和健康的影响。”《计量经济学》72 (1) (2004): 159–217。doi:10.1111/j.1468-0262.2004.00481.x。 ↩︎
  4. 帕斯卡琳·杜帕斯参与了这项工作的诸多方面,她在《实验对话》杂志的访谈中也谈到了其中的一些内容。J -PAL网站对该主题进行了概述,并在此处提供了许多论文的链接。 ↩︎
  5. 尤其参见《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心理、社会与行为》第8章:“健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5年。 ↩︎
  6. 在《实验对话》中,朱迪·格伦的采访讨论了这些美国联邦项目的实地实验。 ↩︎
  7. PROGRESA堪称现代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的鼻祖,这类项目向社会福利金领取者发放补贴,但前提是他们必须采取特定行动,例如确保子女入学或接种疫苗。PROGRESA项目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进行评估,该试验充分利用了项目需要数年时间逐步推广的特点,并发现其对多项关键指标均产生了显著影响。PROGRESA的成功激励了世界许多国家效仿并采用类似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 ↩︎
  8. 有关 PROGRESA 计划及其影响的概述,请参阅:Skoufias, Emmanuel 和 Bonnie McClafferty。“PROGRESA 是否有效?IFPRI 评估结果摘要。” FCND 讨论稿 118。华盛顿特区,2001 年。http://ebrary.ifpri.org/cdm/ref/collection/p15738coll2/id/77118。 ↩︎
  9. Seva Mandir 是一个位于印度拉贾斯坦邦的非政府组织。它参与了许多早期教育 RCT 以及免疫接种推广实验(在《实验对话》中与 Esther Duflo 和 Abhijit Banerjee 的访谈中讨论过)。 ↩︎
  10. 这包括在印度尼西亚开展的关于卡车司机敲诈勒索、道路建设腐败以及人们对腐败的认知与实际腐败之间差距的研究。概述请参见 Olken 和 Pande 合著的《发展中国家的腐败》,载于《经济学年鉴》(2012 年);Benjamin A. Olken 和 Patrick Barron 合著的《敲诈勒索的简单经济学:来自亚齐卡车运输的证据》,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117 (3) (2009),第 417-452 页,doi: 10.1086/599707;以及 Benjamin A. Olken 合著的《腐败监测:来自印度尼西亚实地实验的证据》,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115 (2) (2007),第 200-249 页,doi: 10.1086/517935。 ↩︎
  11. 例如,参见 Banerjee 等人与拉贾斯坦邦警察合作的研究,以及 Olken 对印度税务人员绩效工资的研究。 ↩︎
  12. Kremer, Michael. “专利收购:鼓励创新的机制。”《经济学季刊》113 (4) (1998): 1137–67。doi:10.1162/003355398555865。 ↩︎
  13. 克雷默,迈克尔和雷切尔·格伦纳斯特。《强效药物:为被忽视疾病的药物研究创造激励》。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14. 这不仅包括最初的经济学论文,还包括一本书( 《强效药方》)以及全球发展中心的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是在成立并获得资金支持以管理疫苗市场(AMC)的机构之前开展的。参见:莱文、露丝、迈克尔·克雷默和爱丽丝·奥尔布赖特。《疫苗市场:从理念到行动》。华盛顿特区:全球发展中心,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