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政策才算数?倾听民意的政策的重要性

Vijayendra Rao

谁来决定发展政策?

1992年,印度修改宪法,设立了约25万个民选村级政府,覆盖约8亿人口——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权力下放实践。这项第73次宪法修正案在各邦的影响差异巨大。在喀拉拉邦,1996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建立了一套嵌套式参与规划体系。基层民众团体讨论自身需求,并将这些需求提交给区级议会,再逐级上报至村级议会。在村级议会,所有提出的需求都会被优先排序并纳入预算。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这些商定的项目将在与民众的积极合作下得到实施和监督。

人们在社区会议上进行讨论
2003 年喀拉拉邦邻里会议(Ward Sabha)。摄影:Vijayendra Rao。

在其他邦,同样的议会,同样是通过宪法修正案设立的,却沦为形式主义的场所,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我和帕罗米塔·桑亚尔(Paromita Sanyal)在为《口述民主》(Oral Democracy)一书分析了300份村级会议记录,发现识字率、种姓或财富差距并不能解释这些村级议会运作的成效。真正决定其运作成败的是邦政府是否真心希望权力下放发挥作用——是否真正将资金和权力下放给议会。同样的宪法修正案,却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现实。

女子站在村委会
泰米尔纳德邦的 Gram Sabha,2012 年。摄影:Vijayendra Rao。

但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并未将理解这种审议质量上的差异视为优先事项——因为这关乎过程。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提出的应对贫困和不平等的政策选项绝大多数都侧重于结果——由此产生了我所谓的“结果导向型政策” 。

结果导向型政策通过运用政府的各种手段——转移支付、税收、支出和监管——来实现特定目标,其成效取决于是否达到目标。例如,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成效取决于儿童能否继续上学;遗产税的成效取决于其是否能改善代际流动性;医疗保险的成效取决于其对健康和生活困境的影响。

结果导向型政策与各项指标挂钩,这正是它们的吸引力所在。当政治环境有利时,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实施这些政策相对容易。但它们也容易被推翻。

过程政策则截然不同。它试图改变变革发生的方式:在决策过程中实现权力平等,每一步都建立在前一步的基础上。其直接影响微妙且难以衡量,而其全部影响则需要数年才能显现。正因如此,过程政策带来的变革往往比结果政策带来的变革更为持久。过程政策改变的是产生结果的机制,而非结果本身。受宪法保护的审议机构、参与式预算制度、适应性强的实施体系——这些都是过程政策。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论证了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其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政策也面临着同样的距离问题,但其影响更为深远,因为政策能够以研究无法企及的规模直接且实质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然而,这种距离并非仅仅源于政策执行不力,它根植于我们思考政策本质的框架之中。

关于政策的三种主要思维方式

福利、增长、不平等和贫困政策受制于三大范式,而这三大1大多源于经济学。¹ 这三大范式的核心都是结果导向的。

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出发点是对社会科学能否充分理解复杂的人类互动并以此构建更美好世界的深刻怀疑。因此,它回归到基本原则:自由放任的市场、自由贸易、人权和选举民主。自由市场带来增长;选举确保政府廉洁。这一范式的支持者拥有一些实证证据:从长远来看,民主确实可能促进增长,而且有证据表明,增长是减贫的重要决定因素。

这种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它提出的解决贫困的方案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并实现人力资本的均等化,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经济增长对贫困的影响取决于一个地区原本的不平等程度,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自由主义政策会加剧不平等,削弱社会支持。例如,新自由主义政策可能会创造机会市场,将教育和住房等基本需求商品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减贫幅度最大的国家是中国,而中国并非民主国家,它通过灵活运用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实现了减贫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定的更深层次局限性在于其规训性。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无法容忍社会排斥或文化和政治不平等,因此,所有以社会为导向的论点——例如性别平等和社会凝聚力——都必须通过经济增长的视角来包装。(因此, 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大量论文,声称女性教育有利于GDP增长。)福利以收入和消费来衡量,贫困则被简化为一条以美元和美分计价的界线,并催生了一个庞大的调查产业来判定贫困。

新凯恩斯主义范式与之相反。市场会失灵——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市场力量等因素都会造成影响——而社会科学可以为政府提供纠正这些问题的指导。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人们也深刻意识到,市场无法为穷人提供基本服务,歧视是系统性的。如今,家庭调查会收集性别、宗教、种族和种姓等数据;机会平等已成为一项既定目标,并得到法律和积极行动的支持。

其结果便是为干预主义政府提供理论依据—— 《伦敦共识》是对此的最新全面阐述,其中包含一系列最低工资标准、累进房产税以及对从基础设施到营养等各个领域的公共投资。在此过程中,这一范式对政府失灵和庇护主义有了深刻的理解。然而,即便它试图理解政府失灵,却并不寻求通过改革来解决它。相反,它建立在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专家诊断之上——国家纠正错误,公民受益。

第三种范式——新家长主义2可以说是第二种范式的更为严格的延伸,并且在过去二十年中影响力呈爆炸式增长。它与新自由主义截然相反:它坚信社会科学和数据(例如行为实验、随机对照试验)能够指导政策制定。

它以公共卫生为指导,坚定地奉行“循证”原则。其行为基础源于稀缺性研究:穷人面临着时间和精力上的极大限制,以至于他们被迫做出次优选择,因此,当选择能力本身受到限制时,选择的自由就毫无意义。这正是自上而下推动——或者说“助推”——人们远离那些被政策制定者认定为有害的行为、规范和做法的理由。

我想公正地看待这个世界,因为我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其中,也一直在其中工作,而且它的优势是实实在在的。这些试验产生了大量关于穷人生活状况的数据,远远超出了收入和消费的范畴。它们营造了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政策必须以证据而非希望或理想主义来论证。而且,它们还能剔除那些糟糕的干预措施。

但这种世界模式的缺点已被充分列举,其中有两个缺点在这里最为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过度干预:政策受科学技术需求驱动,而非技术受政策需求驱动——本末倒置。如果所有证据都必须经过随机对照试验,那么无法进行随机对照试验的干预措施就会被排除在外。而且,由于良好的试验需要良好的实施——混乱的推广会破坏试验设计——试验实际上忽略了阿尔伯特·赫希曼60年前提出的发展政策的核心问题:即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复杂过程。

第二点是情境。在某个地方有效的干预措施在另一个地方可能无效。随机化研究者的应对方法是在多种环境下开展更大规模的试验,这对于简单的干预措施有效,但对于复杂的干预措施则不适用——尤其是那些为社区量身定制,甚至由社区制定的干预措施,其设计差异太大,任何样本都无法获得足够的统计效力。

所以,新父权主义按照其自身工具的逻辑,这种模式倾向于采取简单、统一且可预测的干预措施。它更注重确定性而非反思性。文化被纳入分析,成为一系列可以被评判为好或坏的“特征”;对社会生活的研究沦为专家引导人们走向其所定义的“福利”的工具。没有人会询问穷人的需求。这并非夸张之词,而是对该方法的相当精准的描述。

在我撰写本文时,英美两国的援助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我尊敬的两位经济学家——瑞秋·格伦纳斯特和迪恩·卡兰,他们曾担任两国援助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共同呼吁“彻底简化”援助项目:将剩余资金用于一系列已被证明有效且成本效益高的“明智之选”项目,例如疟疾蚊帐、营养补充剂、结构化课程计划和现金转移支付,并大规模推广这些项目,摒弃那些导致项目“设计成本高昂、管理困难且几乎无法评估”的复杂性。他们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

项目范围扩大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往往是由捐助方推动的,任何目睹过项目在众多顾问的重压下崩溃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减少项目范围扩大,专注于最初的目标,这本身就很有价值。但请看看他们指控清单上的第三项。“几乎无法评估”反映了评估者的偏好和他们以专家为主导的世界观;这不禁让人质疑“谁能评估?”

当干预措施的选择范围仅限于随机对照试验能够验证的方案时,就会充斥着简单、统一、可预测的干预措施,而那些具有微妙效果和不可预测发展轨迹的复杂政策——这些政策能够打破现状,推动发展走向更佳路径——则会逐渐被排除在外。然而,许多有效的项目并非简单易行,而且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见效。事实上,要衡量每单位项目的净收益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请思考一下这些项目的资金来源。喀拉拉邦的政策改革并非来自双边援助预算(如今这些预算正被大幅削减);它们是印度各邦政府的政治项目,主要依靠国内资金和国内合法性得以推进。政策过程的主要出资方(通常是)国家政府,而非捐助方。

对于缩减的双边援助预算而言,彻底简化或许是一种有效的应急措施,但它对于各国政府和多边机构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预算却鲜有指导意义。

像政策制定者一样看待问题

为什么三种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分歧的范式,在关注可衡量的结果这一点上却殊途同归?

詹姆斯·斯科特的《像国家一样看待事物》揭示了其中的原因:国家只能治理他们“看到”的事物,因此他们努力使社会“清晰易懂”——标准化的类别、统一的衡量标准、行政网格。

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没有清晰的分类,就没有税收,没有公共卫生,也没有福利国家。但这些分类不仅仅是描述;它们是按照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的工具。而在这个过程中被剥离的,正是斯科特借用希腊语所说的“métis” (常识)。这是一种基于实践、本土经验的知识,由那些了解当地情况的人提供。

他的例子已广为人知。德国林业人员用整齐排列的挪威云杉取代了杂乱多样的林地,以便进行计数和征税。巴西利亚的网格状城市结构,形似飞机,取代了有机生长的杂乱居民区。

政策领域处处体现着可读性。市场价格就是一种可读性:它将错综复杂的偏好和生产体系压缩成一个单一的数字。贫困线是对贫困的清晰表达——贫困是一种复杂且多维的体验。随机对照试验也是一种可读性的实践——它通过剥离背景因素,并将受试者置于特定的处理变量之下,从而使行为变得清晰易懂。

以上所有范式在可读性方面都没有分歧。它们争论的焦点仅在于谁应该制定政策——市场、政府部门还是实验者。

而且,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去询问那些表面上是政策受益者的人。政策结果或许显而易见,但却很少有人努力让受其影响的人理解这些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彻底简化”根本算不上激进——它不过是新家长式作风的默认选项,只不过因为预算危机而变得显而易见。在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着一种回归,回归到专家主导、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而世界银行等机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就曾因向世界推行这种模式而饱受诟病。

选举还不够

这三种模式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谁来监督政策制定者?这三种模式的答案也相同:民主选举问责制。

新自由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依靠普选权来确保政府与公民利益保持一致。新家长主义则更进一步:卡斯·桑斯坦的自由意志主义家长主义明确以民主约束为前提,以确保政策引导者保持温和的立场。

但选举制衡并非完美无缺。精英俘获和裙带关系普遍存在。民主倒退也相当常见。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监控资本主义时代,利用极其精准的数据追踪民众的能力,威胁着民主进程的合法性。如果投票箱是这三种范式唯一认可的制衡手段,那么随着投票箱的效力减弱,建立在其上的整个政策体系的合法性也会随之动摇。

吉普车被用于竞选活动
2003 年,卡纳塔克邦,一辆吉普车被用于村委会选举活动。照片由 Vijayendra Rao 拍摄。

这并非贫困国家独有的问题。从美国到匈牙利,谁来监督政策制定者这一问题在世界各地都变得日益紧迫。

与此同时,公民社会并不局限于投票箱。在世界各地,各个层面的人们都组织起来,在选举间隙监督权力——约翰·基恩称之为“监督式民主” :公民委员会、自助团体、小型公共机构、社会审计、监督型非政府组织。这类论坛有时自发形成,但也可以人为创建:发展组织已投入数千亿美元用于促进公众参与3

即使在威权体制下,这些制度依然存在。在中国农村,一些公民团体与同情他们的公务员合作,在 威权体制的协商框架内建立了一种无需民主的问责机制。换句话说,一种以过程而非结果为导向的行动模式已经存在。现在是时候给它命名并加以描述了。

反思性政策

我将第四种范式称为反思性政策制定。“反思性”一词在此处的含义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含义相同:反思性实践是指专业人士将自身与受影响人群之间的界限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需要维护的障碍。

这一理念与罗伯特·古丁的反思型民主密切相关: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必须培养公民“内部审议”的能力,即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内部审议是认知同理心得以实现的根本。政策挑战在于如何大规模地培养这种能力:重新设计决策流程,使政治家、官员和公民能够在横向和纵向层面上培养彼此间的认知同理心。

听起来或许有些宏大,但这种做法其实非常具体,而且其各个环节都在世界各地运作。其中有四个过程反复出现。

第一种方法是在选举间隙,通过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持续对话来填补空白—— 这种协商机制植根于官方认可的公民空间,例如论坛或定期举行的公共会议,普通公民可以在这些空间中直接影响与其生活息息相关的决策。仅仅依靠论坛是不够的;它们必须融入对话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中,发言和倾听成为日常实践。这正是喀拉拉邦所建立的,而其邻邦却未能做到。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实现决策权的平等,赋予弱势群体发言权——更彻底的做法是为他们保留席位,就像印度在其村级政府中为妇女和低种姓群体所做的那样。保留席位本身就承认了协商并不能自动保证公平——一个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委员会可以忽视妇女的诉求,一个由高种姓群体掌控的政府也可能忽视低种姓群体的诉求,无论这些诉求被提出多少次4

基于过程的政策并不假定人民总能公正地治理国家;相反,它认为,政府要想具有合法性,就必须由被统治者更直接地管理。与专家相比,被统治者更有能力界定他们掌握更多信息的问题,也更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让公民决定外交政策显然并非最佳选择,但让他们管理地方学校却是最佳选择5

办公桌前的印度妇女
村委会主席,Ujjire,卡纳塔克邦,2003 年。摄影:Vijayendra Rao。

第三,在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反馈回路,使决策具有适应性:尝试、学习、调整,而不是设计、实施、评估、停止。

第四种利用技术赋予人们掌控自身数据的能力,以加强集体行动并促进公共服务的平等获取,而非用于监视。当前人们对人工智能辅助协商的热潮也属于此类,但需注意一点:应利用机器来提升我们倾听和学习的能力,而非取代这种能力。

三明治

参与能力并非社区自身所能掌控的,而是一种涉及三个层面的政治关系。

最高层必须有一个积极回应民意的政府,既要有下放实权的政治意愿,也要有财政能力以真金白银支撑。底层必须有一个积极主动、组织有序的公民群体——既要足够团结,能够集体行动,又要足够理性,能够化解分歧。中间层必须运转良好:区级办事处、基层协调员、州政府部门——这一层级能够将公民的声音向上传递,将国家权力向下传递,从而保护地方公民的利益不被地方精英所攫取。我和加扎拉·曼苏里(Ghazala Mansuri)借鉴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 )的说法,将这种模式称为“三明治”,即“地方化发展”理论中的“三明治”结构。

任何大规模行之有效的流程政策案例都包含这三个层面,而所有显而易见的失败案例都源于其中一个层面的漏洞。我和曼苏里在回顾参与式发展的相关证据时发现了这种模式,而参与式发展领域的记录数量庞大,但结果却良莠不齐,往往令人失望。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成功与失败都可以得到解释——如果顶层缺失,参与就会沦为空洞的咨询,社区会议也会变成空谈的场所;如果底层薄弱,集体行动就难以组织;如果中间层出现问题——在许多国家,中间层往往是最薄弱的环节——精英阶层更容易将权力攫取,即使是精心设计的政策也难以有效实施。

回过头来看,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许多由捐助方主导的参与项目都令人失望。捐助方只负责搭建最底层——通常是成本最低、项目周期内最容易完成的部分。但他们却忽略了顶层的政治工作和中间层的制度建设。一个只有一层的三明治根本算不上三明治——最终会失败。

回到开篇的谜题,喀拉拉邦的运作模式就像一个邦亲手制作的三明治。人民运动组织了底层,而执政联盟则为顶层提供了政治意愿和理论指导。此外,执政联盟还做了另一件事:它为中间层的干部配备了人员和资金。参与式规划在喀拉拉邦行之有效,是因为基层团体将意见反馈给区级议会,区级议会的意见再反馈给村级议会。三明治的每一层都与其他层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反馈循环。

这种“三明治”模式适用于任何地方。 印尼的“县发展计划”(KDP)于1997年启动,最初是在48个村庄进行试点,由人类学家斯科特·古根海姆及其在印尼国家规划部(Bappenas)的同事设计。该计划源于一项关于印尼村庄如何组织自身的民族志研究,研究发现,印尼的“互助”( gotong royong )文化所形成的村级机构,比项目不断创建的用户群体更有能力开展持久的集体行动。

印度尼西亚的清真寺
2005 年在加里曼丹建造的采用互助合作模式的清真寺。照片由 Vijayendra Rao 拍摄。

它的模式与喀拉拉邦的“人民运动”颇为相似。中央政府直接向县级行政区(kecamatan)拨款。从邻里到村落,村民们对提案进行讨论,并派出至少六名代表(其中三名是女性)参加村际论坛。在论坛上,他们遵循互助合作(gotong royong)的原则,讨论并投票决定资助哪些提案。一旦论坛做出决定,任何上级都无权更改。从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招募的协调员收集信息,并与村级组织合作,落实已商定的计划,从而避免了村长干预此类决策的倾向。正如古根海姆所说,政府的职责是少干预而非多干预:确保资金流动,进行审计,并避免干预地方决策。

这就是所谓的“三明治”结构。顶层是国家发展规划署(Bappenas)和财政部中具有改革意识的官员,世界银行提供资金和支持。中间层是训练有素的协调员。最底层是拥有悠久集体行动传统和独特公共基金管理与实施方式的村庄。这种层层叠加的结构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足以让规范发生转变。到2002年,KDP项目覆盖了2000个村庄;到2006年,覆盖了6000个村庄,并更名为PNPM Mandiri;到2011年,覆盖了6万个村庄。2014年,印尼将其转化为《乡村法》,规定向所有7.5万个村庄提供专项拨款,作为国家预算中的一项永久性权利。一项由捐助方支持的实验最终成为国家政策的永久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巴西的阿雷格里港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该市的参与式预算曾是公民直接决定公共资金用途的典范。但2004年劳工党(PT)失去市长职位后,该项目基本被瓦解。基层依然存在,但高层失去了兴趣,而中层则失去了效力。正因如此,反思性政策需要捐助者、组织者、政治家、官员和公民长期合作,才能使规范和预期发生转变,并最终达到可持续的平衡。

一场隐形的革命

以2006年在比哈尔邦启动的农村生计项目“吉维卡”(Jeevika)为例。当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比哈尔邦都是印度最难开展此类项目的地区。农村贫困率高达55.7%,而全国平均水平为41.8%。人均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只有37%的女性识字,只有1%的女性能够获得小额信贷,而农村家庭贷款的三分之二来自年利率高达100%至200%的高利贷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消除农村贫困6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此外,比哈尔邦的社会环境十分艰难,社会极度不平等,父权制盛行,种姓制度根深蒂固。在这样的背景下,吉维卡引入了一种看似朴素却意义深远的模式:由10至15名女性组成的自助小组(SHG),每周聚会,互相储蓄和借贷,随后这些小组联合起来,形成村级组织和集群级联盟。我和舒鲁蒂·马宗达、帕罗米塔·桑亚尔花了四年时间(其中穿插了一项为期18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对该项目在2010年至2014年间的运作情况进行了定性田野调查。这些田野调查成果最终汇集成我们的新书《 隐形革命》 。

Jeevika 提供低息贷款、保险和创收服务,但丝毫没有提及妇女权利或反抗。7在短短 18 个月内7该项目将 28% 的家庭债务重新融资为自助小组贷款,利率低至 24%,比之前的利率低了 150 个百分点甚至更多。此外,还产生了“一般均衡”效应——Jeevika 的竞争使放贷者的利率降低了 35%。

吉维卡运动并未将自身定位为对当地秩序的挑战,也没有指名道姓地谴责任何反派。它的目标只有两个:贫困和放高利贷者。它通过承诺在不引发革命的前提下改善村民的生活,从而有效地促成了村长( mukhiya )和其他地方权力掮客的默许,即便并非完全接受。

围坐成一圈的妇女们
女子 SHG,穆扎法尔布尔,比哈尔邦,2010 年。摄影:Vijayendra Rao。

性别转变发生得(晚得多),它并非源于劝说或刻意改变规范,而是源于反复实践并最终演变成仪式。吉维卡(Jeevika)定期将女性聚集在一起,形成有规则的团体。她们每周聚会、唱歌、共同储蓄;她们互相借钱、商议、管理账目、讨价还价。她们每周都聚会。参与增强了女性的自信和话语权。这种反复的实践塑造了全新的社会角色,并重塑了家庭和社区内部的关系。

正如我们书中引用的一位困惑的男性受访者所说:“(首席部长)尼蒂什(库马尔)把女人变成了男人。”

坐在塑料椅子上的印度男子
2012 年,比哈尔邦的乡村放债人。照片由 Shruti Majumdar 拍摄。

这就是所谓的“三明治”模式。首席部长很早就接纳了“吉维卡”组织,并从高层给予其持续的政治保护。它吸引了最优秀的年轻印度行政服务(IAS)官员、专业人员以及一个由协调人员组成的网络来运营中层。而“迪迪” (didis)——即自上而下联合起来的自助小组(SHG)的妇女们——则成为了有组织的底层力量。

Jeevika目前已覆盖比哈尔邦超过1400万名女性,她们隶属于100多万个自助小组。Jeevika是印度一项全国性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目前服务于印度全国约8600万名女性。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女性联合会。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阻力,现在依然如此。但四年来,我们对这种反弹的解读发生了改变:它并非失败的标志;而是权力与身份重新协商时变革的必然结果。

我们对文化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文化并非一套可以轻易消除的认知偏差。文化可以改变,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改变需要免受地方精英和政治干预的阻碍。

Jeevika项目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经过彻底简化的干预措施。它几乎完全是一个过程政策——没有单一的结果目标,没有动用任何资本,只是重新安排了人们见面的时间、方式和频率,谁与谁见面,谁掌握资金,以及谁拥有发言权。而它确实在性别关系中带来了文化变革。近十年后,对最初的随机对照试验样本进行的评估发现,该项目使低种姓女性参选人数增加了126%,提高了女性分担风险的能力,并在地球上父权制最根深蒂固的地区之一,以传统模式认为不可能的速度,彻底改变了信贷市场。

边做边学

这些都不容易大规模实施,而且很多方面甚至难以衡量。但这恰恰是关键所在。流程政策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改变发展轨迹,因此评估它们意味着观察流程的演变:决策如何制定,权力关系如何转变,叙事和话语如何变化。

这些信息无法从行政数据和清晰的调查问卷答案中直接获取。它们需要定性研究和叙事分析,并结合定量方法,采用真正的混合方法设计,而这在发展经济学中并不常见。

在世界银行的几年里,我和同事们一直试图将这种工作方式融入 Jeevika 及其泰米尔纳德邦对应机构的机制中,我们称之为社会观察站。

其理念是将研究人员从那些在需要调查时才飞来的、资历过高的外来人员转变为项目自身的智库,旨在通过营造一种边做边学的文化来改进项目实施。一个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数据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嵌入到项目中,帮助构建决策支持系统,以便从村级到更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都能基于可靠、快速的数据采取行动。(这取代了另一个无人问津的管理信息系统。)

定性过程监测员每季度随机抽取部分村庄进行走访,并将发现的情况反馈到项目设计中。影响评估方法根据评估结果的用途而有所不同——项目需要尽快获得结果时采用快速影响评估,而需要了解结果和机制时则采用长期的混合方法评估。

目标是将研究从评估工具转变为实施工具。我们最初于2015年撰写的一篇论文,基于定性研究,对项目第二阶段的实施方式提出了批评,指出为了追求更高的参与人数,第一阶段所遵循的反思性、共同参与式流程被忽视了。项目随即做出回应,努力赋予一线工作人员更大的自主判断空间。项目改进了管理信息系统和流程监控系统,加强了系统与协调员之间的反馈机制,并创建了协调员可以互相学习和交流的论坛。最终,协调员不再仅仅关注女性的参与人数,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具适应性和反思性的方式与每个村庄合作。

以这种方式制定的政策,就变成了持续调整而非一蹴而就的方案。(顺便一提,这也避免了政策停滞不前:它使方案能够对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什么条件?

现在:对这些政策制定过程进行诚实的评估。

反思性政策制定需要非常长远的眼光。它是一种“慢工出细活”的政策制定方式,与如今政策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简单化、易于规模化的“麦当劳化”做法截然不同。它需要对混乱有一定的容忍度,因为扭转权力与行动力方面的不平等是一项充满争议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

但实施流程性政策的最大障碍在于,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和捐助机构等准政府机构——的运作机制并不适合流程性政策。官僚机构及其所处的政治环境的逻辑倾向于采取能够快速产生可衡量影响且不威胁现状的干预措施。流程性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存在缺陷:它们进展缓慢、难以衡量,而且几乎从定义上来说,它们本身就会威胁现状。

部分问题可能在于政策专业人员的培训方式。(当然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原因。)公共政策学院的教职人员(偶尔会聘请一位“实践教授”)通常都是受过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训练的学者。他们对政策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于将学术专长传授给那些寻求他们建议的政策执行者,而不是来自对政策领域的深入了解。因此,政策学院开设的课程大多是经济学或政治学的变体,与学术部门一样,也受到同样的潮流影响,并陷入同样的思维误区:即优秀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是精通最新技术和理论的学术专家。很少有课程教你如何参加村委会会议,只有极少数课程关注流程问题的细节8

实际上,一些流程性政策已经存在。任何国家的几乎所有政策都包含这四种范式的某种程度的运用。市场确实能够协调分散的知识;国家确实能够纠正市场失灵;证据可以改进政策设计。我的主张并非是反思性政策制定应该取代所有其他类型的政策制定。相反,我的观点更为具体:三种主流范式都能从更强的反思性中获益。反思性之所以被忽视,恰恰是因为它难以衡量,而在当前的政策文化中,难以衡量的事物往往被视为无关紧要。

过程性政策大多源于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中小规模活动人士多年来默默无闻的努力。鉴于民主制度和不平等现象的现状,现在是时候将它们纳入政策制定的主流了。

具体而言,每个大型项目都应该为嵌入式学习预留预算。这种学习的结构不应预先设定,而应以过程为导向。此外,仅仅进行随机试验,在项目周期结束时衡量结果也是不够的。

捐助者也必须资助中间层——协调员、地区工作人员和联络人员——而不是仅仅动员社区后就撒手不管。项目应该有时间发展和调整,而不是根据其是否遵循预设的变革轨迹来评判。公共政策学院除了教授计量经济学课程外,还应该要求毕业生在他们未来可能工作的地方实际体验一段时间。这些并非不可能做到,甚至也并非特别困难,只是目前的做法与此有所不同。

谁的政策才算数?三种主流范式实际上给出了答案:市场、政府部门和专家。政策的受益者分别是消费者、接受者和主体;他们并非政策的制定者。

或许还有其他答案。政策的意义在于,它所服务的人民能够参与塑造、质疑和修正政策——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那位在卡纳塔克邦焦点小组讨论中被强行拉出来的女士,如今能够将她所了解的信息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不倾听民意的研究只会得出关于一个它并不了解的世界的论文。不倾听民意的政策只会制定出既不符合民众需求,也无法适应不同地域和时代变化的方案。而倾听民意的政策则能够改变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平衡——这才是变革得以持久的关键。

一部关于自助三明治店和自动售货机的漫画。

维杰延德拉·拉奥是一位发展经济学家,他将计量经济学方法与民族志相结合。他曾在世界银行发展研究组担任首席经济学家长达27年,目前是西北大学罗伯塔·巴菲特杰出学者驻校专家,以及印度国立法律大学杰出大学研究员。他的研究兴趣包括性别、文化、参与、协商民主、政治经济学以及混合方法创新。他的最新著作《隐形革命:妇女团体如何催化比哈尔邦的文化转型》(与舒鲁蒂·马宗达和帕罗米塔·桑亚尔合著)于202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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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些都是“理想类型”,在实践中可能会相互混淆。 ↩︎
  2. 引用泰勒和桑斯坦的话来说, “如果一项政策的选择是为了影响受影响方的选择,从而使这些受影响方受益,那么这项政策就属于‘家长式作风’。” ↩︎
  3. 结果有好有坏。 ↩︎
  4. 关于印度妇女和种姓保留制度的文献浩如烟海(且数量还在不断增长),这些文献表明,总体而言,这些制度在政策选择和审议方面都起到了趋于平等的作用。 本文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总结。 ↩︎
  5. 决策应尽可能遵循辅助性原则:“中央机关只应执行那些在中级或地方层面无法有效执行的任务。” ↩︎
  6. 有关 2006 年比哈尔邦状况的引文和更广泛讨论,请参阅《隐秘革命》的第一章。 ↩︎
  7. 印度的妇女自助小组(SHG)项目是由政府运营的非营利机构,不应与小额信贷或小额金融项目混淆。正如我们在《隐形革命》一书中记录的那样,基于小组的信贷和储蓄仅仅是开始,它们被用作发展一个由数百万妇女组成的联合社区的初始激励措施,从而创造妇女的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又被用作开展各种“垂直”干预措施的平台,包括营养、健康、教育、粮食安全和创收。 ↩︎
  8. 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包括肯尼迪学院的Matt Andrews 、 Erica Chenoweth 、 Archon Fung和Marshall Ganz教授的课程,以及乔治城大学麦考特学院的Dan Honig教授的课程。 ↩︎